“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一
初识徐先生，是在我大学二年级。记得当时徐先生给我们上古代文学基础课，主讲两汉魏晋文学。当时徐先生年近六旬，虽然白发萧萧，但脸色红润，精神矍铄，身材不高而敦实。
徐先生进得课堂，没看他拿什么讲义，只是带着《古代文学作品选》和几张写满字的纸片，没有什么客套，兀自就开讲了。他的嗓音清亮而略带尖锐。已经不记得徐先生当时上课的具体内容了。
说实在的，当时我就没有听懂徐先生的课。这固然与我的鲁钝有关，不过确实有不少同学与我有相同的感受，认为徐先生的课“听不懂”。
徐先生上课并不追求耸动听闻的效果，即使一些极有独到见解的观点，也是要言不烦，点到即止。要听懂徐先生的课，得有充分的课前准备，必须对所讲内容有相当的了解，至少应该大致浏览过教材，这样才能领略徐先生揭示问题的眼光、解决疑难的慧心。
我后来成为徐先生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在闲谈自己的治学道路时，先生提到，当年他考进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听了一位先生连原文带注释讲解《庄子·逍遥游》的课后，他萌生出“依注解书，学生自会”的感受。
听了徐先生的这番话，我才领会当初徐先生给我们上课时的良苦用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尤其是大学教育，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
博士期间，无论是修读课程还是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徐先生都针对我的弱点，有意识地增加思想深度方面的训练。他的课程，常常会布置一些具体的问题，要求学生自己去查找资料，独立思考，写出文章。
其实，这时候徐先生自己对此问题已经做了研究，并写成了论文。他会指点材料的范围，通过什么途径去收集，重点思考什么问题，但不会事先告诉他的研究结果。这样做，就是要我们经历研究的全过程，而不是简单接受现成的结论。
学生们提出的观点，常常与徐先生不一样，他就与大家辩论，引导我们研究的深入。有的时候，双方都不接受彼此的观点，徐先生也从不将自己的结论强加给学生。这样的授课方式，对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十分有效，并让学生养成无证不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二
徐先生酷爱走路，他认为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需要有充沛的体力支持，因此十分注意身体锻炼，夏天游泳，冬天跑步，到了七十多岁，出门还骑车。
即便给研究生上课，他也喜欢边走边谈。因为及门弟子不多，徐先生也就不在教室正襟危坐地授课，而采用讨论的形式，通常是让学生定期去他家，讨论他事先布置的课题。
但这样的讨论课一般总会从他家的客厅开始，在他的家门口结束。那时候徐先生的家在道古桥的杭大新村，等到二三个学生到齐，他开个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就会提议出门边走边谈。
通常的路线是沿杭大路到宝石山下，再拾阶而上，直到山顶的初阳台，稍作盘桓即下山，等走到徐先生家门口，大约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这一堂课也算结束了。
徐先生博览群书，但自己的藏书并不算太多。一方面因为他所读的书、需要的资料不是寻常书肆上能够购得；另一方面，他认为书关键是为我所用，而不是为我所有，即使家中坐拥书城，也不过是摆个虚架子。
因此他的工作地点常常是在图书馆。到外地出差开会，他总要尽量挤出时间去当地图书馆访书；对于自己没办法找到的资料，就千方百计托朋友查找。他也常常到学生、同事家里借书。
有一段时间，我家也在道古桥，离徐先生住处不远，那时候徐先生体力已衰，腿脚不便，已经好几次摔倒受伤。但他还是坚持走路，好几次独自登上三楼到我家，为的是借书。我每次和他说，只要打个电话，他需要什么我马上可以送上门去。但他总是呵呵笑着回答：不麻烦你！
三
上世纪80年代的中文系，老一辈著名学者胡士莹、王驾吾、夏承焘诸先生，先后驾鹤归去。徐先生是中文系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加上他本人学术造诣高，为人坦诚，在中文系具有极高的威信。
但徐先生也是一个看上去不容易接近的人。我大学毕业后留在系里任教，当时徐先生正应邀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等他回国，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登门谒见，因为他是我们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还没见过我这个新助教。但徐先生听我说明来意后，马上说：“我已经不当教研室主任了，因此你不必向我汇报。”听了徐先生如此直接回答，我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就是徐先生的直率。
在学术研究上，徐先生同样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那就是“特立独行”。他在学术界露头角，是1956年关于《琵琶记》的大讨论。
这一年的4月8日，他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琵琶记>是怎样的一个戏曲》一文，在肯定这个剧本在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后世戏剧创作深远影响的同时，着重指出它的基本倾向是宣扬封建道德的。
同年夏天，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首都文艺、戏剧界人士以及上海、广州、杭州、重庆、青岛、长沙、武汉等地的专家学者，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琵琶记》讨论会。会议共进行了七场讨论，所有发言和会议记录汇集成书，前两场讨论中，所有发言基本上都对《琵琶记》持肯定态度。徐先生应邀于7月初赴会，参加了第三场以后的讨论。他重申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并作了更加细致的分析。
他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大批很有声望的学者都反对徐先生的观点，其中包括他的老师王季思教授。作为一名33岁的青年讲师，徐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热烈的辩论。
这种独立不倚、惟真是尚的学术胆识与勇气，贯穿了他的一生。徐先生是汤显祖研究的权威，晚年还发表过《汤显祖与梅毒》的论文，有人劝他不要发表，以为有损汤显祖的清誉。但徐先生说：“我有材料啊！”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文章对于了解那个时代文人生活和社会风气，自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而不必为尊者讳。
熟悉徐先生的人，经常会听他说两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不知道。”在学术问题上，徐先生决不苟同别人的观点，认为所有的观点和结论，都要经过事实的论证；他写文章也从不含糊其词，总是思维绵密，论证充分，观点鲜明；但凡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他决不会强不知以为知，不作无根游谈。
有一次，徐先生毫不客气地向我指出：“你的文章，‘也许’‘可能’用得太多了，既然自己都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写出来呢？”原来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加上这些字眼，修辞上显得委婉些，徐先生一针见血的批评，正是发现了我写作时的不自信。
他待人真诚，因此也赢得别人的由衷尊敬。这里仅记两件小事。
一是他的《史汉论稿》中关于司马迁生卒年份的考证，有一个附注：“在讲授《史记研究》选修课时，陈南民同学在课堂作业中对司马迁生年提出一个极为简截了当的论证：如果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他就不可能出生在原籍龙门，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奉令迁居茂陵。这种政治性的迁居不允许只身来京，而把家属留在原籍。乐于补充并介绍如上。”这就是他对一位在校本科生的奖掖。
还有一件让我至今历历在目的往事：在师母不幸病逝后，徐先生年事已高，孑然一身，他的生活令大家担忧。一天傍晚，我去看望先生，才走到门口，就看到中文系王元骧（林祥）教授手捧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鱼，特地送来给徐先生。王老师是徐先生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也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而且也是孤身一人。
王老师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本不是徐先生的学术同行，但他多次在我面前提到徐先生对他的关心和帮助，表达对徐先生的崇敬之情。当时的场景令我十分感动：这碗鱼汤，凝聚着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啊！
作者介绍
楼含松：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浙江省文学学会会长
摘自《清风留古道，春雨忆初阳——怀念朔方师》，经作者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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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浙江古籍出版社公众号 浙大文学院公众号
今日编辑：毛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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